簡介：楊起(1919.5.17～2010.11.21)。山東蓬萊人，煤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中國煤地質學教育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1938年西南聯大地質地理氣象學系就讀;1943年畢業于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系并考入北京大學理科研究所地質學部研究生;1944年在讀研究生時，參加新疆地質調查所的籌建;1946年，北京大學理科研究所地質學部研究生畢業;畢業后，留北京大學地質系任助教，后晉升為講師;1952年參加北京地質學院建院并任教，創建了中國高校第一個煤田地質與勘探專業;1983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201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楊起院士，我國煤地質學教育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他長期致力于中國地質基礎學科和煤田地質學、煤巖學、煤地球化學、煤層氣地質學等教學和科研工作，在煤地質學多個領域取得開創性的成果，培養了大批品學兼優的地質骨干，為新中國煤田地質教育和科研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從多方面總結了中國煤田地質特點，對形成和發展中國煤田地質學理論做出重要貢獻。

首創煤地質專業 培養大批優秀人才

楊起院士的父親楊振聲是我國近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白話文的大力倡導者。20世紀30年代初，父親出任國立青島大學校長，楊起舉家遷往青島。在那里，楊起目睹外國軍艦在我國領海耀武揚威，心中非常氣憤，決心長大后學造船，憧憬著用他造的大軍艦把侵略者趕走。父親的言傳身教，對他的成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他的內心深處埋下了剛正、愛國的種子并化成報國宏愿。

1943年6月，楊起畢業于西南聯大地質地理氣象學系，畢業后考入北京大學理科研究所地質學部研究生。1944年在讀研究生時，他冒著自然條件十分惡劣、軍閥統治黑暗的極大風險，參加新疆地質調查所的籌建，成為我國早期涉足準噶爾盆地的地質研究者之一。

1946年5月，楊起研究生畢業，留北京大學地質系任助教，后晉升為講師。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他由北京大學調入北京地質學院，參加建院工作，并負責組建我國第一個煤田地質及勘探專業。1952—1978年任北京地質學院、武漢地質學院副教授。1978年后，任武漢地質學院教授、中國地質大學教授，1983年起任博士生導師。

楊起院士早年從事地史古生物和基礎地質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建設急需大力勘察、開發煤炭資源，對高素質煤田地質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1952年組建北京地質學院時，他受領導之托，領銜組建了我國第一個煤田地質及勘探專業。他教書育人，治學嚴謹，強調學術兼容并包，打好基礎。他倡導“在傳統地質科學向現代地質科學的轉變過程中，必須加強和拓寬煤地質學研究，保證高層次人才培養的連續性”，以應對能源需求、能源結構、能源安全等嚴峻的挑戰。為此他幾十年如一日，不懈努力，為國家培養出上千名煤田地質專業人才，許多20世紀50—60年代的學生已成為煤田地質戰線上的學術帶頭人或業務骨干，有的已成為院士，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教授。

創辦煤田地質及勘探專業的初期，籌建和招生是同時進行的。為此，楊起勇挑重擔，在領導籌建實驗室的同時，主講兩門課程并編寫出相應的教材和講義。楊起不僅身先士卒地完成自己擔負的教學與科研工作，而且重視專業隊伍建設，熱心扶持中青年教師，對一些初上講臺的教師，從講課內容到表達方式都給予具體指導。在煤田地質教學中，他不僅在國內率先開設“煤田地質學”和“中國煤田”等專業課程，還先后四次主編或參加編著《煤田地質學》、《中國煤田地質學》等書，總結我國煤田地質特點和規律，成為指導我國煤田地質教學、科研和生產的寶貴文獻。

楊起作為主編之一編寫的《中國煤田地質學》上、下冊于1982年榮獲我國第一屆“全國優秀科技圖書獎”，隨后又獲得“煤炭部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和“國家教委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特等獎”。對此他只是淡淡地說：“人活著還是要講奉獻”。他甘為人梯，提攜后人，為提高年輕教師的外語水平，還組織大家翻譯經典著作《斯塔赫煤巖學》。為了使一位同志得到鍛煉，在一項新課題的思路確定后，他主動把課題讓給這位同志獨當一面，領銜研究。談起這類事，他說：“培養年輕人是我們的責任，應該給予年輕人更多的發展機會，祖國的希望在年輕一代。”

楊起始終認為，搞科學需要有獻身精神，既要大膽探索、勇于創新，又要百折不撓、嚴肅認真，要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無限熱愛和具有高度的責任感。他不僅以其淵博的學識令人敬佩，更以其高尚的品德贏得尊重。

創新驅動解難題 科研建樹成效卓越

“人活著要講奉獻”是楊起院士的座右銘。

楊起院士一貫根據國家建設需要和學科發展選擇研究課題。20世紀50年代他研究大區域的煤田成因類型、煤系分布規律，以探討我國煤炭資源的前景。20世紀60-70年代結合找煤，從古地理類型和大地構造控煤角度研究我國各時代聚煤作用有利地區時空上的遷移規律，并對南方缺煤省份探討構造活動性、坳陷繼承性等對聚煤作用的影響;還討論構造體系對華北晚古生代巨型波狀坳陷的聚煤作用與后期分布的控制作用。20世紀70年代，楊起院士提出區域巖漿熱變質類型和多熱源疊加變質觀點，解決了“我國煤級偏高”難題，同時闡明了我國煤類、煤質及其分布規律，有效地指導了緊缺煤類的預測，如對河東煤田南部的預測，就獲得了煉焦煤126億多噸儲量。20世紀80年代，楊起將沉積學引進煤地質學領域，提出河南禹縣太原組、山西組下部和石盒子群屬三角洲體系，并就禹縣煤田的聚煤作用本應較好但卻又較差，和煤層的厚薄相間原因做出理論分析，解決了生產問題，被作為科研結合生產的范例推廣，20世紀90年代從煤盆地構造——熱演化、熱源——介質——熱場——煤變質作用時空變化模式以及煤變質地球化學反應機理等，總結出“中國煤的多階段變質演化與多熱源疊加變質作用”觀點并作了理論概括，代表了當前此領域的新水平，在化石能源勘探開發中獲得了廣泛應用。

楊起領導的煤與有機巖石學、煤沉積學、煤地球化學和聚煤規律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均在各個時期不斷有新的進展，并因此經常帶動國內煤地質學領域的科研與生產，豐富和發展了煤地質學理論。在他領導下完成的科研工作碩果累累、成績斐然，多次受到部級和國家級獎勵。他先后獲得原國家教委、原地質礦產部、原煤炭部、國土資源部頒發的特等獎1項、一等獎2項、二等獎3項，以及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和李四光地質科學榮譽獎。

研究能源潔凈化 與時俱進注重環保

楊起院士把滿腔的熱情傾注在祖國地質事業上，時至耄耋之年，依然矢志不渝。他把研究工作拓展到包括煤巖學與煤化作用、煤系沉積學、煤的有機地球化學等在內的更深更廣的領域，同時在煤層甲烷、煤油氣關系、煤的污染源與環境保護等方面不斷發展煤地質學理論，并擴大其應用范圍。他生前的最大愿望是，能為西部的開發建設、防止煤的污染、尋找潔凈能源再出一把力。

中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產煤國，但是燃煤會造成環境污染。為此，楊起院士提出一要大力發展潔凈煤技術，要研究煤中有害物質的種類、含量、賦存狀態和分布規律以及煤燃燒時它們的去向，并在煤投入使用前清除掉這些有害物質，可以改變過去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動局面。二是要發展其他潔凈能源以改變我國目前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其中，生于煤層并儲于煤層的煤層氣就具有高效、污染小的特點。我國的煤層氣資源豐富，開發利用煤層氣不僅增加新的潔凈能源，而且先開采煤層氣然后再采煤，可以大大減少煤礦安全事故，并對環境保護做出貢獻。因為煤層氣的主要成分是甲烷(CH4)，它是煤礦瓦斯爆炸的根源，并且近年來我國因采煤每年排放到大氣中的CH4量很大。CH4的溫室效應是CO2的20倍，破壞臭氧層的能力是CO2的7倍，況且先采煤層氣后采煤還可降低采煤成本。

為此，楊起院士投入能源潔凈化及其環境效應研究，探討煤中有害元素地質地球化學異常、賦存狀態、分布規律與富集機理，剖析我國在開采、加工利用煤的過程中有害物質轉化、釋放、遷移與污染機理，為煤的合理、綜合與潔凈化利用提供重要科學依據。此后，他又根據中國煤變質特點提出經受疊加變質，特別是疊加了區域漿熱變質的煤，在提高煤級的同時，增加了煤層氣含氣量并提高了煤的滲透率，因而非常有利于形成富集高滲的煤層氣氣藏，如處于北緯35~36°緯向構造帶遭受巖漿侵入的沁水盆地南部已打出煤層氣工業氣流多處。中聯煤層氣公司、陜西省煤田地質局等單位，將楊起院士的觀點用于煤層氣勘探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楊起院士認為：對于礦產的研究和勘探應早于采礦若干年進行，否則將會措手不及。對于煤這種礦產也不例外，因此不僅不應該放松地質研究人員、勘探人員的培養，而且還要拓寬其業務范圍，包括開展煤中有害物質、無機的和有機的有害物質的研究，開展煤層氣地質研究以及煤、油、氣的成因聯系研究等。

2009年5月17日，由中國地質大學主辦的楊起院士90華誕慶祝活動在京舉行。在慶祝活動中楊起院士表示，“榮譽是大家的，我個人是微不足道的，因為我做出的一點點成績與國家所需相距甚遠，因此，我深感愧疚。現在我雖然已是耄耋之年，但雄心猶存，我一定把大家的鼓勵當成一種鞭策，為振興中華、為祖國科技事業的發展、為培養更多的優秀科技人才而繼續盡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