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過10%的垃圾年均增長率，沒有合適的土地再建垃圾填埋場，超負荷運轉的垃圾焚燒廠……“垃圾圍城”不只是杭州一個城市的難題，全國2/3的城市都面臨著類似危機和垃圾處理困局

5月初，杭州余杭發生居民反對建設垃圾焚燒廠的行為，再次將垃圾焚燒這個既傳統又現代的問題，推向了風口浪尖。

垃圾處理是個系統的工程，主流的觀點認為，焚燒技術僅是垃圾處理末端的方式之一，在前端的鼓勵分類、減量等方面做到足夠好之后，再考慮末端焚燒或者填埋的孰優孰劣，才是理想之策。

而對于民眾來說，反對的并不是垃圾焚燒本身，而是這項產業目前可能存在的技術落后、監管不力、信息不透明等問題。這幾個方面恰恰是中國垃圾處理產業的短板。

關于垃圾焚燒，業內一直存在兩種鮮明的觀點：一種認為中國焚燒技術相對落后，投入水平又比較低，焚燒過程的監管和自律也容易出問題;另一種則認為，現有技術水平已能處理焚燒排放問題，相對于填埋等傳統的末端垃圾處理方式，垃圾焚燒技術應用空間廣闊。

經過此次余杭事件，“反燒派”與“挺燒派”的觀點再次激烈碰撞。而垃圾處理產業困境的解決方案，仍待明晰。

垃圾困局

垃圾處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繞不開的問題，人口密度越大，垃圾問題越嚴峻。據3月16日公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顯示，目前我國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已達142個，其中10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個，而城鎮化仍在進程之中。

在各大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問題一直是政府頭疼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垃圾處理廠，無論是填埋還是焚燒，或多或少均會遭遇周邊居民抵觸，余杭事件并非個例。

2008年8月，北京最大的垃圾處理廠——朝陽區高安屯垃圾處理廠由于長期惡臭等原因，遭遇周邊萬象天成、優點社區、天賜良緣、柏林愛樂等多個住宅小區居民的抗議。高安屯垃圾處理廠曾是北京主要的垃圾填埋場，伴隨著生活垃圾量的快速提升，設計能力1200噸的高安屯填埋場，日垃圾量一度高達4700噸，遠遠超過其消化能力。按照高安屯填埋場的設計容量，規劃使用壽命為30年，但僅僅6年時間便已經填埋了60%的量。

在此背景下，高安屯項目在填埋場基礎上，建設了北京市首座大型垃圾焚燒處理設施，一度被認為是垃圾處理方式的轉型之舉。但周邊居民對此并不買賬，他們認為，每日飄進家中的陣陣惡臭令人無法忍受。

無獨有偶，位于北京昌平區小湯山附近的阿蘇衛垃圾處理廠，由于計劃上馬垃圾焚燒項目，同樣于2009年遭遇過周邊居民的抗議。阿蘇衛填埋場1994年即投入運營，日處理量很快便由1200噸上升至3500噸，在填埋時代，阿蘇衛項目就多次被周邊居民抗議，在垃圾焚燒項目被列入計劃后，更是遭遇激烈反對。附近小區部分居民認為，阿蘇衛垃圾焚燒項目并沒有廣泛征求民意，與國家的政策精神相違背。

網名“驢屎蛋兒”的知名環保人士黃小山，正是阿蘇衛周邊居民，也是當時阿蘇衛項目的積極反對者。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如今審視當年的抗議行為，已經不是數年前的那個水平。

“歸根結底，居民的激烈反對還是典型‘鄰避效應’問題，大家反對垃圾焚燒廠建在‘自家后院’。”黃小山說，數年以來，自己始終關注垃圾圍城問題，曾先后前往日本等國參觀垃圾焚燒項目，對于垃圾焚燒的態度，已從當年片面強調個人利益上升至更為全局的產業觀察。

黃小山的轉變，帶有一定典型性，在垃圾焚燒剛剛起步的階段，反對的聲音必然會存在。其實問題的核心并非建與不建，而是如何平衡城市發展與周邊居民利益的問題。

目前，垃圾焚燒產業在國內尚處起步階段，與有著百年垃圾焚燒史的歐洲、日本等相比，中國垃圾焚燒產業誕生不過20年。以北京市為例，來自北京市政管委會的數據顯示，在2009年之前，北京市處理的生活垃圾中高達94.1%采用衛生填埋方式，3.9%采用堆肥方式，焚燒方式僅占2%。

但像北京這樣人口2000多萬的城市，已經很難想象找到大片土地去做垃圾填埋。況且就末端垃圾處理方式來看，與焚燒相比，垃圾填埋在臭味、滲液、重金屬等方面的污染更為嚴重。

“討論何種處理方法最為科學，不如討論哪種方法最適合當地實際。”上海市環境學校教育培訓中心主任陳建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城市固體廢物末端處理三大方法主要是衛生填埋、焚燒和堆肥。

這三種方法各有利弊，從純技術角度來看，理想的流程是垃圾先分類，廢紙、金屬、玻璃、塑料等可回收資源先回收再利用，垃圾熱值高、可燃物含量較多的地區，宜進行焚燒處理。廚余有機物較多區域，宜進行堆肥處理。有廢棄土地資源可利用的地方，則選用填埋處理。

“目前應根據各地的經濟、土地資源和垃圾成分等實際情況，三種處理方式并存。”陳建昌認為，衛生填埋占用土地多但處理成本低，適用于礦區、山區和鄉村等地區;焚燒減量效果好、無害化處理較徹底但處理成本高，尾氣凈化要求高，投資大，技術和運行管理要求高，適用于土地緊缺的經濟發達地區;堆肥處理應用較少，主要是處理不徹底，堆肥過程中分離出大量雜物還需焚燒或填埋處理，同時大規模應用后堆肥成品質量不高，肥料出路不暢。

該不該燒

數十年的規劃在短短幾年內就幾近用完，這是很多中國大型城市垃圾處理項目的窘況。世界銀行曾在一份報告中如此描述中國的垃圾困局：“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經歷過像中國現在正在面臨的固體廢棄物數量如此之大或如此之快的增長。”

相關數據顯示，全國一度有約2/3的城市處于垃圾包圍之中，其中1/4已無填埋堆放場地。全國城市垃圾堆存累計侵占土地超過5億平方米，每年經濟損失高達300億元人民幣。

這還僅是個開始，中國正面臨城鎮化的進一步深入，城市人口穩步增長，與之相對應的是生活垃圾量的快速增長。預計一段時間內，全國垃圾產量將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長，幾乎與GDP增速相同。

在上海市環境科學研究院資深專家江家驊看來，生活垃圾處理的基本目標是無害化、減量化和資源化。目前主要的三種處理方式中，焚燒處置技術是現階段的最優選擇，其無害化、減量化和資源化的綜合優勢最明顯，在東部沿海地區或人口密度高、經濟發達、土地資源緊缺的城市應優先選擇焚燒處理工藝。

“焚燒處理采用工廠化管理，現有的技術可有效控制煙氣污染(包括二惡英)，具有無害化效率高、處理速度快、工程用地省、殘渣少(減量化效果好)等優點，同時余熱可發電利用，缺點是投資較大”，江家驊對記者表示。

陳建昌則特別強調了焚燒技術應用的區域特征。他認為，盡管并非唯一選擇，但垃圾焚燒是經濟發達地區城市垃圾處理的重要選項。

國內一家大型垃圾發電企業相關負責人李軍(化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亦表示，垃圾焚燒技術在國際上已有百年歷史，德國、日本等國家的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國內也歷經20年的發展，工藝和技術水平并不低。從污染控制角度來看，技術層面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對于垃圾焚燒產業來說，自始至終都存在反對的聲音。環保NGO(非政治組織)自然之友一直致力推動垃圾減量。自然之友城市固廢項目負責人田倩認為，并不能單純以“挺”和“反”來評價垃圾焚燒問題。

“尤其是‘挺燒派’，很大一部分人僅僅是從垃圾焚燒的技術來談這個問題，僅將填埋和焚燒這兩種垃圾處理方式來進行比較，認為只要控制好垃圾焚燒的技術，爐溫達到規定溫度，控制二惡英排放，處理好空氣凈化等問題，垃圾焚燒就是可行的”，田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垃圾焚燒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涉及社會風險包括公眾健康等問題。整體來看，目前的垃圾焚燒規劃并不合理。

田倩認為，外界更多關注的垃圾焚燒是垃圾的末端處理方式，前置程序則被很多人忽略。垃圾的處理應該是一個完善的產業鏈條，在末端處置之前，還應該有一系列規劃和措施，從而推動垃圾減量。

“一些城市一上垃圾焚燒廠就是幾千噸的量，這樣的規劃隨處可見，我們覺得這與垃圾減量的原則是相違背的”，田倩告訴記者，除了規劃的不嚴謹之外，一些垃圾焚燒廠還存在排放不達標、在公眾參與環節上造假等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外界對整個產業的擔憂。

田倩表示，在垃圾處理問題上各界應有基本思路，即在前端盡可能做到減少混合垃圾的產生量，完善和大力推動垃圾分類的執行，使得不管是進入填埋場還是焚燒廠的垃圾量都減到最小，然后再來探討填埋和焚燒的優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