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環境保護僅靠公益機構或個人來暴露，政府的公信力將大打折扣。生態保護離開公眾的參與，也只是政府的自娛自樂。每個人，都應該是環保的第一責任人；監督與保護，都應該由公眾參與。

事實上，無奈的不僅僅是黃成德一個人。

李永瑜的職業是律師，他的另外一個身份是貴陽公眾環境教育中心志愿者。這個案子的取證及訴訟過程，黃成德的花費都是自己負責，李永瑜也不例外。這場官司，李永瑜是免費打。

除物質上需要自己付出外，李永瑜還要承擔打環境官司遭遇的法律層面的尷尬。

今年7月，在貴陽生態文明論壇上，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庭長鄭學林說，2011年到2013年，全國各級法院受理的環境資源案件一年也就3萬件左右，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各類案件，但與全國法院每年1000多萬件案件相比，這個量實在太少，而且很多案件進入不到訴訟程序，比如環境公益訴訟，很多法院根本不受理，因為面臨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問題。

另據資料顯示，2000年到2013年，全國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總計不足60起。從起訴主體看，絕大多數是行政機關和地方檢察院等公權力機關，環保組織起訴的案件很少，個人訴訟更是難上加難。

李永瑜分析，這主要是因為立案難、取證難、鑒定難、訴訟成本高的緣故。

眾所周知，污染事實是環境官司的最直接證據。但企業是否排污，要由原告方提供證據。可對于原告方來說，取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企業的排污時間具有不確定性和隱蔽性，對污染物的判定，也有可能找不到合適的檢測機構。

在起訴三家陶瓷企業前，李永瑜等一直試圖尋找一家監測機構，對煙囪的排放物質進行鑒定，但一直到開庭那天，都沒有找到。最后，對于煙囪排放是否污染環境這一事實的鑒定，只好不了了之。

暗訪過程中，志愿者們發現，一些排污設備根本沒有打開。但在執法人員去取證時，企業又打開了，這也給取證增添了難度。最后，僅排污設施是否打開這一項，李永瑜等就取證了三次。

李永瑜說，取證一次不成功，就跑兩次，大不了跑三次四次，但這還不是讓志愿者們感到最辛苦的。最讓大家覺得憋屈的是，遭遇人身安全的威脅。

貴陽市烏當區定扒造紙廠，其廠址位于貴陽市極為重要的母親河——南明河岸。定扒造紙廠長期利用天然溶洞，向南明河中排放工業生產產生的廢水，對河流造成極其嚴重的污染，影響到下游沿岸村寨村民的飲用水安全。

2010年年底，為取得污染證據，志愿者們經常從凌晨一點開始蹲守，一直堅持拍攝到天亮。在拍攝時，甚至還有一群工人兇神惡煞地跑出來質問——你們拍什么拍。

雖然最后雙方沒有造成大沖突，但僅這個造紙廠的全部取證工作，前后就耗費了半年之久。李永瑜說，取證的難度和辛苦程度，一般人難以想象，這就是很多律師認為的環境官司難打的原因之一。

面對環境公益訴訟遭遇的各種尷尬，黃成德認為，如果環境問題僅靠公益機構或個人來暴露，政府的公信力將被大打折扣。生態保護離開公眾的參與，也只是政府的自娛自樂。每個人，都應該是環保的第一責任人；監督與保護，都應該由公眾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