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激發人類生產力的工業文明象征，到被人詬病厭棄的“污染制造者”，在工業革命200多年后的今天，由煤炭燃起的裊裊煙塵以及煤炭作為工業燃料本身，正經歷著一場持久而極具顛覆性的身份變革。尤其是在依靠煤炭提供69%的一次能源及80%發電量的中國，煤炭工業走到了最尷尬的時候。

隨著華北地區霧霾天氣發生頻率的持續增加以及相關環保監測數值越來越多的爆表，尤其是今年國慶期間“霾鎖京華”長達一周的“盛況”，都令公眾對空氣污染的忍耐走到盡頭。為此，北京、石家莊、南京等地相繼出臺專項治污政策，而這些政策幾乎均將“控煤”，進而控制工業企業的氣體污染物排放作為核心內容之一。國家能源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廈門大學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柏強便公開指出：“能源結構對城市環境污染的影響很大，若不改變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便難以從根本上治理霧霾。”

然而，在此輪環保風暴中的首當其沖，還不是國內煤炭行業眼下煩惱的全部。較之影響尚未即刻顯現的環保政策，2011年以來電煤價格的持續疲軟，則給煤炭行業帶來了更為現實的經營壓力。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至8月，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42.2%。

而據今年半年報顯示，煤炭上市企業幾乎全數出現盈利下滑，兗州煤業(600188,股吧)干脆由盈轉虧，虧損24億元，部分中小煤炭企業資金鏈甚至趨于惡化，現金流也由正轉負。對多數國內煤炭企業而言，今年的“冬天”不僅來得更早，而且變得更冷。

不得不提的還有頁巖氣等新興能源在勘探、開采和儲運方面取得的巨大技術進步，以及由此對煤炭替代率的進一步增強。內憂外患之下，剛剛告別黃金十年的中國煤炭行業，似乎立即就面臨了“挽歌奏響”的悲涼境地。

不過，挽歌響起不等于走進葬禮。

包括BP中國總裁陳黎明和林伯強在內的眾多能源行業業內人士都認為，鑒于資源儲量以及煤炭在能源結構中既有的絕對主導地位，煤炭繼續占據中國能源市場主流的趨勢在短期不會發生重大改變。“隱憂已經顯現，但要說煤炭行業的全面衰落，為時尚早。”一位要求匿名的國有大型能源電力企業戰略規劃人士表示。

在作為能源老大難以在短期內改變的情況下，如何解決煤炭對空氣的污染問題，一位國際能源企業中國區總裁認為，當務之急是減少對煤炭作為燃料的初級利用。如今，積極發展新型煤化工，尤其是煤制氣和煤制乙二醇等新技術產品，則伴隨著發改委相關政策的出臺，被煤炭企業視為應對挑戰的主流路徑。

然而，這條看似前景光明的道路，經由過去幾年的實踐，似乎同樣面臨著“知易行難”的尷尬處境。這其中既有技術層面的瓶頸未解，亦有企業決策的“虛火旺盛”。

虛火

“新型煤化工肯定是主要的升級方向，但新型煤化工具體發展哪些品類和細分技術，怎樣防止技術成功但商業失敗的情況出現，這方面行業內很多企業都走了不少彎路。”前述電企戰略規劃人員表示。

早在2008年前后，伴隨著傳統煤化工市場基本趨于飽和，眾多煤炭企業以及綜合性能源企業均將新型煤化工作為重點發展方向。而相比于傳統煤化工主要生產適用范圍較廣而投資門檻較低的基礎煤化工產品，新型煤化工更為精細化的產業特征，使得煤炭能源企業究竟重點選擇何種新型煤化工細分產品作為主要科研和生產方向，成為了決定其轉型成敗的關鍵一環。

然而，這種本應經過嚴格規劃論證而確保投入產出最大化的戰略性工作，卻在部分煤炭及綜合能源企業中，成為了倉促上馬、貿然實施的戰略豪賭。

“有家能源企業，先把原來的煤化工項目停掉，一下子投幾十億要搞煤制油，接著又提出‘先油后氣’，準備再搞煤制氣。結果到目前為止，這個項目的實際效益很不理想。”一位西部國有煤炭企業人士就指出，新型煤化工項目投資門檻較高，而且大量資金屬于一旦投入就不可撤回的“沉落成本”，而傳統煤化工與新型煤化工、新型煤化工各門類之間的生產設備差異均較大，倉促改變主要升級方向，勢必帶來巨大的轉換成本。

按照行業現有實踐數據匡算，煤制烯烴萬噸產品的投資約1.6億元，是石腦油制烯烴萬噸產品投資額的3至5倍；煤制油萬噸產品投資約1.3億元，是原油煉制萬噸產品投資額的8至10倍。

而即便確定了新型煤化工的主要發展方向，技術障礙以及生產原料的稀缺、替代產品的價格波動，同樣令新型煤化工項目存在巨大的投資風險。“煤制油這個東西，全球范圍內都沒有很成熟的技術。與煤制氣、煤制油相關的煤炭氣化技術，在污染物處理、地下水隔離以及管道清理和維護上，都有很多問題沒解決。”前述煤炭企業人士指出。

另一方面，新型煤化工產業還具有“高耗水、高排放”的先天不足。在節能減排的政策約束下，新型煤化工產業將付出不菲的環保政策成本，同時由于多數煤化工企業都位于水資源稀缺的西部地區，這也會進一步加大企業生產成本。而神華集團所作評估顯示，一旦全球油價下降10%，其開展的煤炭液化項目內部收益率即會下降3%。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而油價同樣下行的背景下，成本高昂的新型煤化工項目，也將面臨投資收益持續收窄的巨大風險。

可是，國內煤炭及綜合能源企業對于煤制氣等新型煤化工項目的熱情，似乎根本未受上述因素影響。目前，發改委已批準建設的煤制天然氣項目產能為151億立方米/年，地方及企業擬建產能規模超過1000億立方米/年。

“企業有動力干這個事，有的根本就不是處于嚴肅的經濟考慮，而是為了套取地方政府的政策稅收優惠，或者迎合地方官員的政績需求。”前述電企戰略規劃人士表示，相當地區的煤化工建設規劃已經過度超前。這種煤制氣等項目的虛假繁榮，反而有可能引發行業性的資金鏈斷裂風險，而在急功近利中斷送原本光明的希望之路。

治標

在部分能源行業人士看來，除去以市場和政策手段調整新型煤化工回歸正常商業投資邏輯之外，盡快深化煤電價格聯動及供應機制改革，同時改革煤炭運輸機制，將能為煤炭行業在短期內有效減輕經營負擔，從而為行業的技術升級及轉型爭取時間。這種技術升級自然也能讓大氣污染治理成效顯著。

事實上，在新一輪煤電聯動價格調整之后，煤炭企業和發電企業均有呼聲，希望將煤電聯動機制的運行，由“擇機”調整轉變為制度化自動調整。從而使煤電價格關系能夠充分反映市場最新供需狀況。尤其是在煤炭供應價格徹底并軌，取消了“合同煤”和“市場煤”之分后，充分獲得市場供需變化帶來的效益，將是煤炭企業實現利潤提升的新路徑。

另一方面，對煤炭企業而言，在黃金十年之后，隨著博弈主動權的喪失，重新建立起和發電企業間的長期合同銷售體系，將是其應對市場風險最為現實的保障措施。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電力企業逐漸與煤炭企業大量簽署長期合同，而其參與煤炭現貨及期貨交易的規模由此大為縮減。林伯強認為，從這一做法的實際效果看，電力企業保證了穩定的煤炭供給，而煤炭企業也較好地鎖定了市場風險，從而實現良性博弈機制的運行。

此外，前述煤炭企業人士也強調，進一步優化煤炭鐵路運輸物流機制，有效降低煤炭運輸的物流成本，并且提高煤炭合同的執行效率，也將是煤炭企業在逆境中控制成本、發掘利潤的重要方向之一。“這一塊，還有很多制度紅利可以發掘出來。這些效益，煤價高的時候，煤炭企業不在乎，但現在卻很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