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炭反腐風暴仍在繼續。

有媒體統計，從今年年初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金道銘被查至今，山西已有7名省部級官員被查，而這些落馬官員大多與煤炭腐敗有關。山西煤炭系統一位官員更直言，山西的政治生態“歸根結底是煤的生態”。

在煤炭產業主導下的山西，“煤老板”向來是引人注目的群體。有媒體盤點了這些年上過媒體頭條的山西“煤老板”，在此輪反腐中被帶走調查的邢立斌、張新明等人上榜。

不過，少有人注意到，這些山西“煤老板”中，相當一部分并非是土生土長的晉商，而是浙商和閩商。其中，浙商煤老板多來自浙江溫州，閩商煤老板多來自福建福清，也被稱為“福清煤幫”。

在晉浙商起步早“教訓”大

浙商是最早進入山西煤炭業淘金的外地商幫。

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五大商幫”之一，浙商一直以來以嗅覺敏銳見長。早在2002年，本地投資受阻的浙江溫州的民間資金開始流向煤礦投資。此后，隨著煤炭價格開始好轉，浙江溫州商人開始一帶十、十帶百地進入山西大規模投資煤礦。

據了解，浙商介入山西煤礦產業的方式多是從承包村辦小煤礦起步，大量的村辦煤礦以“集體掛名、個人經營”的方式運營。

相關數據顯示，2005年到2007年，溫州商人在山西投資達到最高峰，涌入資金約1200億元，收購了當地60%的中小煤礦。

2007年，山西開始整頓煤礦，一批浙商開始逐步退出。“大概退出了500億元”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隨著整頓力度從2008年年底加劇，這期間進入的煤商基本上還未投產，就被“凍”在了近450座礦井里。

2009年，山西出臺《山西省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對山西煤礦進行大規模整合。兼并重組后，山西所有登記在冊的中小煤礦，都將被收歸國有或國有企業控股。一千多家由民營資本經營的煤礦被迅速叫停，國有資本強勢進入。

有媒體稱，當時約4000多億元民間資本撤離山西煤炭行業，其中大部分是浙商資本。另一組數據則顯示，當時浙商超過500億元投資資本深套其中，損失超過150億元。

這一度激起了浙商的反彈。2009年年底，浙江省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上書中央，要求對山西最新一輪煤礦兼并重組的合法性、合理性進行審查處理。2010年年初，該會又發表致全球浙商公開信，將山西省列入浙商投資預警區域名單。

今年9月，有媒體盤點稱，在2009年山西煤改時過5年之后，仍有一部分浙商留在山西，在此前兼并重組中獲得多方共同努力而來的資源與權利。另一部分浙商則選擇離開，去貴州、新疆、云南等地繼續投資礦業。也有的徹底退出煤炭行業，成為“脫煤者”。

閩商以“新農村建設”切入，從浙商手中接盤

而相比之下，比浙商更晚進入山西煤炭行業的閩商，卻走出了一條不同的路徑。

據了解，閩商早在30年前就開始進入山西創業，從茶葉、水暖閥門等小業務起步逐漸發展壯大。相關報道顯示，“新農村建設”成為閩商挺進山西煤炭行業的切入口，而山西省孝義市克俄村則成為其中的第一站。

作為山西鋁廠的主礦區，30年的開采使克俄村被礦渣坑和渣山包圍。2006年，福建福清商人和克俄村村民達成協議：福建商人投資回填部分礦渣坑，為克俄村民建設新住宅區；作為交換，村民全部搬遷到新村后，福建商人將開采原來宅基地下壓覆的煤鋁資源。

克俄村這種廢棄礦區治理模式后被當地政府推崇，成為“省級新農村建設試點”。從此之后，“資源換新村”的露天采煤在山西開始遍地開花。

2007年，山西省政府又提出3年內治理676個村莊的地質災害。其治理辦法是：挖開采空區，進行填溝造地、打井蓋房。這意味著，一旦被列入676個村莊的名單，就等于拿到了可以露天采煤的“許可證”。

2009年12月出版的《閩商》雜志一篇名為《叩問商機 福建“煤老板”軼事》的文章稱，“自2007年以來，200余位閩籍企業家，在山西晉中、陽泉、呂梁、朔州、大同等地，共投資約157.6億元，轟轟烈烈地參與到農村地質災害綜合治理和新農村建設項目”。

上述文章提到，僅在2008年，山西全境農村地質災害治理工程拆遷任務共涉及11區市，112個項目。其中承接相關工程的大多數為閩商。

而據太原福州商會會長黃建俤介紹，閩商較多在山西投資煤炭產業，最初萌芽期在2006年至2007年，2008年至2009年達到小高潮。

據報道，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召開，國家開始整頓煤炭市場，其后很多人暫時歇業；到了2009年后，煤炭價格回升，投資煤炭熱又出現回潮。當時，福清人紛紛從浙江人手里接盤礦區，成為一股熱潮。